一、 首先，就有关问题展开热烈地讨论。
    1、 什么要谈“酒、色与文学”？
与会者的观点主要有，一是孟子曾云“食色、性也”。尼采认为酒神创造一种迷醉之境，视为悲剧产生的根源之一。酒与色，自古以来，无论中外，都是文学的催生剂，都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酒色”，也就没有文学，本能无法正常抒发，只好找别的出路。与会者并质疑，假如性完全自由，还有意义吗？性如果在自然纯粹的状态下，那么色情就完全不存在了。
    2、 “性禁忌”的问题。
    “性禁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符合社会优生原则。其典型的表现是反对乱伦，而文学作品特别偏爱乱伦题材。究其原因，恐怕与“性禁忌有密切的关系。与会者普遍认为，有关“性禁忌”的主题很有研究价值。骆礼刚教授指出，应切取人类文化的某一段来考察“性禁忌”，“性禁忌”压抑个性但不压抑群性，有利于群体的发展。
    3、卫慧、棉棉这批创作风气如何评价？如何引导？
    有的人认为，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就是多元文化的反映。有的反对，认为应当批评，主要是对青少年的引导不利。
    鲍昌宝博士从三个角度来谈，一是从文学创作的权利分配来看，人们已经从头部写到上半身，卫慧他们很聪明地找到下半身的领域，一个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现代商业社会把人的欲望极大的调动起来，其中包括性。现代文化的根本是对身体的关注，身体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性。因而，性成为现代生命的本原性存在的终极原因。卫慧她们就是对这一欲望的强化。而欲望本身是无罪的。三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卫慧她们的创作激不起任何善的东西。但鲍博士表示，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放到另一个领域是非常荒唐的事情。并结合自己与作家接触的实际情况来谈，说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根本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完全凭人性来写，为自己写作。鲍博士的发言引起大家广泛的争议，大家认为，作品一旦发表，就是社会的成品，就有社会影响，纯粹的文学是不存在的。而且人类社会各个领域是相通的，不能够割裂开来。骆礼刚教授从文学传播途径来论述，指出在风人的时代，作品的流动和传播是公众自由选择的，是可以引起共鸣的东西。而现在是现代传播形态下，媒体带有话语权，任何个人的创作是很难是个人的。

    二、大会主题发言。
    首先的王福湘教授的《陈独秀与鲁迅家庭伦理及性爱道德的比较》，王教授从大量的文献中发掘出一些有意义的材料，来论证陈鲁二人在处理两性及家庭关系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异同。认为，陈鲁二人主张性爱道德革命的理论和行为无疑是为天下倡，其意义不亚于提倡爱国与救亡，然而，他们在这方面既大同又小异。陈独秀在性爱上发达不羁，他的生命始终呈现出昂扬奋发、乐观进取的积极态度。鲁迅在性爱上拘忌压抑，一生都处在愤世嫉俗、孤独寂寞之中。
    邱瑞祥教授的发言是《李白与杜甫“酒”之比较》，李、杜都是唐代大诗人，二人一生都与酒结下不解之缘，留下大量有关酒的吟咏，从中可见各自的性格喝创作风格的差异。李白把自己的愁闷、不满与酒联系起来，酒成为他遣愁的工具，成为他傲岸、豪放性格的表现者，他那雄奇奔放的诗句，在对酒的描写中，生动地表现出来。杜甫笔下，酒是一种沉重、压抑的感叹，其情乃是一种悲郁之情。
骆礼刚教授的发言是谈昭君题材演变的话题，认为中国古代文人大多借美女来抒写某种情怀，很少从爱情的角度来描写女性。
鲍昌宝博士的发言题目是《现代精神：由酒到色的本质》，鲍博士认为，在现代社会，酒文化逐渐沦丧，而性文化渐渐升腾。性已经作为现代生命本质的存在。身体也从沉重走向狂欢。最后提出现代文学中的女体叙述的不足。
    曹禧修博士给大家介绍自己有关“酒、色与文学”的读书札记。以《围城》为例，提出“既消费女性欲望又鄙视女性欲望”的现代男权文化观念。又以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和当时人的记载，来论证“女人等于物”的传统男权文化。并且提出自己将要开展的相关思考课题，如“女性与伟大作家与经典作品”、“鲁迅、胡适与吴宓的婚恋观之比较”。
    徐法超博士的发言题目是《性爱文学与社会权力》，徐博士认为，性爱，是人类生活中积淀最丰富最深厚文化因素的事物，性爱文学的式微与发煌往往成为文化、政治格局动荡的重要表征。发言探讨了现代性爱文学的文化动机，性爱何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文化地位，指出性爱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社会确立一种异位的生存空间。同时也试图给性爱文学指出一条可以背负的文化使命。
各位的发言都引起大家广泛的探讨。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乔丽媛教授指出，在文学上将酒与色联系起来的不多，往往是酒与文学，或色与文学。有一个国家的诗人就是伊朗（古波斯）的哈飞兹在这方面倒结合的非常好，哈飞兹的诗歌有一半以上都有酒和色，既艳情又不低俗，值得研究。并大略比较了日本、印度、波斯的艳情诗歌。